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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at matters in the end

· 随笔

我从小是由爷爷奶奶养大。每次回老家,也总是住在爷爷奶奶家,希望尽量多陪伴他们。

爷爷奶奶从刚退休、55岁左右开始抚养我,到现在84/5岁。我在一天天长大的同时,他们也在一天天老去。过去,我喜欢和爷爷奶奶比身高,盼望能和他们一样“大”,但现在每年回家,却发现他们越来越“小”——从前可以把我抱在臂弯里的奶奶,现在变成了小小一只;从前我总希望自己和爷爷一样顶天立地,现在爷爷站直了却和我差不多高。

每次见到奶奶,她都惊呼:“你又长高啦!”其实,成年后我没有再长高,是他们,由于脊柱的压力,不断变矮了。

对他们衰老的恐惧,从我6岁就开始了。那时对家人的依恋,让我一想起爷爷奶奶一天天变老就偷偷掉眼泪。随着长大和课业繁重,我逐渐不再想这件事,或许也可以说是逃避,逃避一些结局具有确定性的事件。

长大了,我依旧很关心爷爷奶奶。会给他们打电话,提醒他们注意身体,生病要去检查。会和姑姑、爸爸一起,带爷爷奶奶去医院做检查。会给他们添置一些更方便的物品。

我总拿着检查单笑着跟他们说,你们看,一切都很好嘛!你们身体很好的,不担心哈!

爷爷奶奶总是微笑,说,是啊是啊,这个年纪这样的身体状况,我们很不错啦!

我们都心照不宣,逃避谈论衰老,也逃避谈论可能的终点。

也不知道爷爷奶奶怎么想,反正,我依旧抗拒面对现实。

直到这次国庆回贵阳。爷爷奶奶身体抱恙,一周内,陪着他们去了5-6次医院。

爷爷是因为吃不下饭消瘦,去医院做各项检查,发现有胃炎。奶奶常年有高血压,因为担心爷爷,以及承担了更多家务,血压升高。

姑姑希望给爷爷奶奶请一个每天做饭打扫卫生的阿姨,减轻他们的家务负担。但爷爷不允,觉得自己还能自主行动,家里多一个人总归不方便。

爷爷做检查时,意外查出有一个小结石导致左肾积水。医生建议手术,否则拖延下去可能会有感染风险。

我力劝爷爷手术,并建议去其他医院再求诊,多听些医生意见。爷爷也不同意——因为年龄大了,做手术确实有较大风险,而他并没有感觉身体有不适。

我心里很着急:手术怎么能不做呢,现在还能解决,到时候情况恶化怎么办!找个阿姨做饭,我们也放心些,多好的事情,为什么不能答应!

为了让爷爷答应,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,我开始“磨“他:他去哪里,我都寸步不离跟着,一直盯着他看,不断跟他说尽早接受治疗和找每日阿姨的好处。我原本以为这招好使,但没想到他比我更“犟”。

爷爷说:不要再跟着我了,我是不会答应的。

“我还没有老糊涂,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“家里有个外人在,做事情也很不方便。”

“肾积水感染切除?不一定能(活)到那个时候。”

“八十岁以上,人只要吃得下、睡得香,心无挂碍,每活一天,都是赚到。”

“我不希望在生病的时候经历太多痛苦。如果真的到了哪一步,那就不要治了,不要去ICU。”

劝着劝着,我突然想法发生了改变,有点被说服,意识到他们那套逻辑的合理之处。开始和他们进行一些讨论。

奶奶一开始站在我和姑姑这边,劝爷爷去做手术。

我问她:“如果是你,你会做手术吗?”

奶奶突然转变态度,说,我的选择和他一样,不做了。

我沉默一会儿,又问了一个我一直很想问的问题:“你们害怕死亡吗?”

他们又笑了,说,五六十岁的时候想想还会怕,现在已经接受了,这是必然的结局。

他们又补充说,现在已经很好啦,以前五六十岁,以为自己70多岁就要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,没想到现在还能自己独立生活。

我惊讶于他们对这一话题的深深平静。惊讶于他们在人生的这一阶段,对“体面和愉悦”的诉求远超过“存活”,这似乎不太符合马斯洛需求。

我也开始怀疑自己,那些我坚持希望他们接受的安排,到底是对他们好?还是满足控制欲,求一个让自己心安?

是成全,还是我执?

是“我要”,还是“他需要”?

我跟阿廖廖谈起这种纠结,她建议我去看一本书,叫《最好的告别》。

里面有很多老人,去了疗养院,又回家了。

书里有提到:

“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,而对于我们爱的人,我们想要的是安全。这一直是老弱者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悖论。

我们希望给予我们关心的人的许多东西,是我们自己强烈拒绝的,因为它们影响我们的自我感受。

……

很少有子女会想“这是妈妈想要的、喜欢的、需要的吗?”他们更多是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。孩子会问:“把妈妈放在这个地方,我心里舒服吗?”

书里提到“辅助生活”的概念以及由此建立的疗养院:

“在大多数方面,这里的服务同疗养院提供的服务一样。但是,这里的护理提供者明白,他们进的是别人的家——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利关系。住户控制日常、基本规则以及他们愿意承受和不愿意承受的风险。如果他们愿意一夜不睡,白天睡一整天;如果他们愿意服用使他们感觉乏力的药;如果他们尽管有吞咽问题、没有牙齿、医生吩咐只能糊状食物,而他们仍然愿意吃披萨和MM巧克力豆——好吧,可以。如果他们的心智已经退化到无法做出理性的决定,那么,他们的家人,或者他们指定的任何人,可以帮他们谈判他们可以接受的风险和选择的条款……“辅助生活”的目标就是任何人都不必觉得被机构化了。

听起来非常有意义,但虽然试点成功,“辅助生活“仍然很难达到目标。

理想情况下,“辅助生活“让老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保持生活能力和独立感。但就以穿衣服来说,护理人员给一个老人穿衣服,比让老人自己穿要简单,花的时间也更少。

“其他事情也是如此,这就是每件事情的进行方式。任务比人重要。”

对家人来说,显然“放手”也很难。因为老人确实身体每况愈下,甚至他们的这些选择会加速身体的恶化,或者给健康的人带来新的负担。

但他们不是任人摆弄、只能听从指挥的“老人”,而是独立的个体。

他们的选择或许确实会带来负担,但人人都有老去的那天,当我老去,我也希望自己能做选择,而不是被告知。

或许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。

但尊重的界限在哪里?我仍没有答案。这确实是个悖论。

但我决心做一些改变。

和爷爷奶奶聊天的第二天早上,他们穿戴整齐打算去楼下买牛奶和鸡蛋,除了去医院两点一线,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。

换作过去,我会紧张,担心他们摔跤,担心他们受凉,会说,今天大降温啊!别出去了!身体也还没有恢复好。在家里休息吧,我买了送到家里来。

但这天我犹豫了下,说,好啊,注意安全。给我也带一袋牛奶吧。

他们半小时后回家,开心地说,买到了土鸡蛋,明天尝尝好不好吃!

且先这样过吧。